我的父亲叫刘焕昌，1922年出生于山东省日照县韩家营子村一个普通的农民家里，在家排行老三，上有哥哥、姐姐，下有弟弟、妹妹。12岁的时候，为了减轻家庭负担，他被父母送到一个本家姓刘的地主家里当了长工，干一些种地、铲地、秋收、推磨和挑水等杂活，管吃管住，没有收入，只够养活自己。
1938年，家里主要劳力的哥哥怕父母不同意，偷偷参加了八路军，自此杳无音讯。仅17岁的父亲成了家里的主要劳动力，那时正值海上渔船招人，他报了名，上船当了渔民。出海打鱼是非常辛苦的工作，少则两三天，多则七八天才能回来一次。每次回来后，船家都能给些钱和鱼虾补贴家用。1947年的时候，父亲的姐姐和妹妹先后出嫁了，弟弟也长大成人了，家里的生活负担减轻了。父亲就委托弟弟照顾父母，自己离开了家，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。在部队，父亲先后参加了辽沈、渡江、南方剿匪等战役。1951年，担任某部机炮连副连长的父亲跟随部队参加了抗美援朝战役，部队在集安鸭绿江大桥上入朝时，由于人员和装备众多，又是夜晚渡江，江桥上只能让汽车和骡马车等运输车辆先行通过，而大部分单兵人员只能泅渡过江。据父亲描述，当年他就是抱着一截木头游过鸭绿江，参加了抗美援朝战役的。在入朝后的某一次战役中，他负伤失去了左手食指（后来被定为三等乙级残废军人）。战争间歇，父亲在一张志愿军的战报上，看到某部队团长的名字和哥哥重名，于是他抱着试试看的态度，找到了这支部队，果然见到了多年不见的哥哥。兄弟二人能在朝鲜战场上相见，心情自然格外激动，有说不完的话，父亲也一直埋怨哥哥为什么十几年来音信全无，也不给家里写信，让全家人担心挂念。哥哥说他常年打仗，南征北战的，又没什么文化，自己又是偷偷跑出来的，觉得对不起父母，没脸给家里写信。在与哥哥相见的八个月后，父亲接到了哥哥部队的来信，要他到哥哥的部队去一趟，到了以后才知道哥哥已经牺牲了。据哥哥的战友回忆，前一天中午吃饭时，美军飞机发现他的团部隐藏在一座暗堡里，于是对暗堡进行了轰炸，他被埋在了暗堡里面，当扒出来以后，哥哥已经牺牲了，嘴里还有没咽下去的饼子。当看到哥哥的遗体时，想到好不容易找到了失联十几年的哥哥，却又突然就这么没了，父亲哭得非常伤心。
1953年，抗美援朝战役接近了尾声，战事也少了。闲暇时，父亲从鸭绿江大桥来到了临江镇。他第一印象的临江镇只有一条街，两边都是小平房。他由西向东穿过临江镇走到尽头，问过路的行人往前走是什么地方，路人告诉他是大湖煤矿，步行需要两个多小时才能到，又问左边一条牛车道通向哪里，路人说是三公里木楞场，步行半小时就到。于是父亲来到木楞场（今贮木场），看到工人们抬着木头，喊着号子装大火车，场面非常热闹。他便问装车工人，你们这样干每月能挣多少钱，工人们告诉他每月能挣61.83元。于是父亲又原路返回，回到了朝鲜的部队，但这个木楞场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1954年，他们部队奉命撤回到国内，父亲也转业了，被分配到了辽宁省安东市（今丹东市）东沟县的一个合作社，当了社长，这一干就是七年。虽然是合作社的社长，但也只是挣工分，毕竟农村太穷了，他不想让孩子们长大以后刨土种地，一辈子留在农村。这时，父亲想到了曾经去过的临江镇木楞场，他决定离开农村，到林区工作，那里的工作环境能好一些，挣钱也多，孩子们长大后还能有个好的发展。于是父亲去找乡长，要求调转到林区工作，乡长听了他的调转请求后，严肃地回绝了他，说他是在有组织的人，不能有其他想法。看到乡长的态度，父亲的心凉了半截，看来正常的调转是不可能了。于是，1961年的一天早晨，父亲抱着6岁的我，来到安东市火车站，毅然决然地坐上了开往临江的火车，离开了东沟县。到达临江后，在三公里二道站河对岸租了一间房子，并委托房东照顾我，每月看孩子加房租一共5元钱。从此父亲在贮木场上了班，从事人力装火车、归楞工作。一年后，他又返回东沟县，找乡长继续请求组织关系和工作的调转，乡长不但不同意，还强制要求他必须回来工作。于是，第二天的早上，父亲骑着自行车，前梁上担着一袋大米，母亲抱着我四岁的弟弟坐在后座上，一起来到了火车站，父亲扔掉自行车，扛起大米，三人踏上了开往临江的火车，从此定居在了三公里。经过几年的努力，父亲在马道口附近买了四间平房和一百多平方米的大菜地，我们也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家。
六十年代的贮木场生产任务量很多，工作强度也很大，父亲经常加班加点、起早贪黑，下班后倒头就睡，但是他从来不叫苦叫累，因为在这里工作，他心里是很高兴的。由于工作表现突出，上过战场，还是部队的转业干部，场领导曾多次想提拔他当队长和副段长，都因为组织关系调不过来而搁浅了，但他从来没有怨言，工作该怎么干还怎么干。林业局每年的春季造林工作，父亲都参加了，几年时间，他们在三公里地区的前后山上，种植了大量的红松、樟子松、落叶松。据父亲回忆，当年我国与苏联关系紧张，前山只种红松是为了躲避飞机空袭用的。如今，50多年过去了，当年他们种植的树木都已长成参天大树了，这使得三公里地区变得山清水秀，可以说他们那一代人为林区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。
文革期间，林业局各单位内部的两派斗争异常激烈，我经常看到被批斗的人，手被反捆着、弓着腰，胸前挂着一块牌子，有的还被打得鼻青脸肿的，站在汽车上在大街上游行。晚上经常会有一些造反派来我家，拉拢父亲去参加他们的造反组织，但他都回绝了。有一天晚上9点左右，场长亲自来到我家，跟父亲谈了很久，我听到的大概内容就是要他站稳立场，不怕威胁，坚决不能参加任何组织搞武斗。
为了维护三公里地区的治安稳定，林业局专门成立了60多人的文攻武卫队，曾为军人的父亲被任命为副队长。他们长期住在一商店的大仓库里，随时应对三公里地区的突发事件。而我每天的任务就是给父亲送一日三餐，看到他斜跨一支驳壳枪，腰上扎着皮带，腰间别着一支日本王八盒子，右边挂着一把刺刀，非常神气，我也非常羡慕。其他人员都是长枪不离手，地上放着两个装满手榴弹的箱子，旁边还架了一挺重机枪、两挺轻机枪和两门迫击炮，好像随时要打仗的样子。一个星期天的中午，我们全家在一起吃饭，这时来了三个造反派，把父亲叫到院子里说，我们多次叫你参加我们的组织，你就是不听，今天我们就是来教训教训你的。为首的造反派一挥手，其他两个人抡起手中的棍子就冲了上来，父亲见来者不善，速度后退几步，从后腰间掏出了王八盒子，指着他们说：“今天你们三人谁敢上，我就开枪打谁。”三个造反派谁也没想到父亲手里会有枪，吓得赶紧跑了。看到这样的情景，15岁的我站在一旁吓得说不出话来，要不是父亲手里有枪，后果真是不堪设想。文革结束后，文攻武卫队也随之解散了，父亲又回到了贮木场工作。几年来，由于他们这支队伍的存在，维护了三公里地区的治安，没有出现重大突发事件。
1976年，父亲退休了，没事在家种种地和照看孙子、外孙子，晚年生活得很快乐。但他最遗憾的就是组织关系始终没有调过来，由于组织关系接不上，他的八年军龄和东沟县的七年工龄都没有了，工龄只能从61年参加贮木场工作算起，这不仅影响了他的前途，也影响了他的退休工资。但他说他从不后悔，看到自己六个子女都在林业工作，也都成家立业了，这一步也算是走对了。
1987年，33岁的我在贮木场担任段长职务，党组织准备发展我为预备党员，在此之前要对我的家庭历史进行外调，一个是山东省日照县老家，另一个是父亲曾经工作过的地方——辽宁省安东市东沟县。我把这件事跟父亲说了，他跟我说：“小子，你放心吧，我的历史没有问题，无论山东日照还是辽宁安东，随便调查。”说完从箱子里拿出了一个红布包，小心翼翼地打开之后，我看见里面有几枚军功章和一张革命军人证明书，这些军功章都是父亲参加各个战役拿命换来的，军人证明书上印有毛泽东主席、朱德总司令的侧面头像和司令员林彪、政治委员罗荣桓，政治部主任陶铸的名字，还有第四野战军字样的大红印章。看完后我非常激动，没想到父亲有这么丰富的经历。没多久外调人员都回来了，调查结果没有问题，年末我被发展成为预备党员。当我把这一喜讯告诉父亲时，父亲高兴的落泪了。
2009年，父亲因病去世，享年88岁。如今父亲病逝已近十年了，我和弟弟妹妹们也都基本在林业局退休了，但我们下一代的孩子们至今仍然工作在林业岗位上。可以说，父亲当年的那个决定，圆了自己追逐多年的林业梦想，也影响和改变了我们全家三代人的命运。
（口述 刘同生 整理 刘建普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