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70年我在临江林业局设计室工作，组织上派我到五道沟建林场。我们是自己背着大锅，徒步走进去的，用三块砖头支起大锅烧火做饭。林场建好后就把我留在那里任书记，林场也随之投入木材生产。

　　1972年3月初的一天。林业局218调度室电话通知，让我马上下山回局里，说是派我出国援建（去哪里？是谁选派的？我都不清楚）。于是把工作交待给副手马骥广，就回局里了。二十天后赶到省城长春市。与我同行的还有一人，是三岔子林业局的王全期。到吉林省革命委员会林业局报到后，政治部主任常恒增把我俩送到长春站前国际招待所的国际联络部。随后又到北京进行了为期十天的集训。培训的主要内容是：学习国家的“十二条禁令”。都是对出国人员的纪律要求，对业务工作没有特殊培训和要求。明确告诉我们，境外的一切事务由当地大使馆安排部署，一切由大使馆负责。

　　1972年4月1日，我坐上了北京飞往索马里的飞机。

　　我们这个林业专家组，除了我和王全期俩人外，还在长春国际招待所抽调了一名姓闫的英语翻译。同行的还有上海卷烟厂的四名同志，其中有一名翻译。

　　索马里共和国位于非洲东部，东临印度洋，北濒亚丁湾。面积63．78万平方公里，人口约990万。首都摩加迪沙。

　　到达索马里，因为是第一次出国不免有点发蒙。事先我还是做了一些准备工作，看了许多书，对非洲有了一些了解。但所到之处才发现那里非常落后，什么都没有，比想象的还要差。组织派我们的任务是建设林场，实质是建设火柴厂和卷烟厂联合成立的卷烟火柴公司。我们主要是负责森林调查设计，把能生产火柴杆的木材生产出来，送到火柴厂就完成任务。因为当地还生产烟叶，由上海卷烟厂负责生产卷烟。这是中国的援建项目，由林业部对外联络司负责。原来索马里提出单独建设卷烟厂，中国提出只有卷烟厂和火柴厂同建才能有效益。于是，林业组和卷烟组合为一组同时工作。

　　中国驻索马里大使馆经济参赞冯先生告诉我们：你们在国内的身份如何我们不管，根据工作需要从现在起给你们临时授衔“中国林业专家”，回国后自动取消。你们在索马里期间的一切归大使馆管理。

　　接下来安排具体工作。我问冯参赞有森林基本材料吗？大使馆找来了上海卷烟厂陈工程师提供的材料。上面记载：“索马里现有森林面积两万顷，其中有3000公顷是最好的森林，有一万立方米可作火柴杆的木材。”就这样一份十分简单十分笼统的文字材料，没有标明森林小班、材积、出材率、树种等。仅凭如此简单的信息怎么生产木材呀？真是难为人。

　　大使馆经过研究同意让我们重新设计森林，重新搞树木调查。可是什么工具都没有，好在我搞过森林调查设计，出国前就准备好了计算尺、材积表、罗盘、小锯等必备工具。当地连测量用的米绳也没有，还无处去买，没办法只好到中国援建工程队（修筑公路的）借来一根100米长的米绳。

　　当时索马里的社会治安不是很好，中国援建人员也曾遇到危险，尤其像我们搞树木调查设计，要钻树林、要和当地人接触。大使馆就建议我们与大使馆确定联络暗号，危险时刻发出信号。暗号必须隐讳不可直白，不能因此引起国际争端。于是确定：我发出“这里有大片白桦树”的暗号，就说明我们遇到了麻烦和意外。如果发出“这里有一片红木”，就说明我们平安无事。

　　为了工作方便，我们租住当地居民的住宅。那是一种圆形的小房，像蒙古包似的,但很小，每个只有四平方米左右。那种房子是用树枝编的，抹上泥巴，泥里面掺和一些牛粪，浓烈地牛粪味，熏得人直恶心直迷乎。据说这样可以不招虫子、蚂蚁。当地人吃的主食就是木薯。木薯是一种常绿灌木，叶子掌状分裂，裂片披针形，有点儿像东北的“老虎僚子”。地下根部结有长形的块根，形状像地瓜，实质是土豆味。当地人把木薯晒干，研成粉，冲着吃。当地人吃的东西我们吃不惯，就从大使馆带来一些大米、面粉和油，自己做饭吃。

　　当时吃水是最大问题，当地没有清水，所有用水都是浑浊有泥沙有颜色的水，根本不能喝。大使馆给我们送来“清水片”，像正痛片一样大小，白色的，一次放两片，一桶浑水（约40公斤）在两小时后自然变成清水，烧开再食用，很不方便。一般洗衣洗脸都舍不得用清水。那地方气温非常高，一般天气阳光下都是52度，树荫下也有40多度，每天大汗淋漓，也没有什么办法。

　　刚到索马里不久还住在大使馆招待所时，有一天，突然我的脖子不会动了，上不来气，呼吸困难，就好像有人从后面掐住了我的脖子，张着口却说不出话来，疼痛难忍。大使馆招待所老边见状立即与中国医疗队联系。中国医疗队的王队长（原通化206医院的主任）随即赶到。想用药却扒不开我的嘴，于是用一种喷剂喷了几下，过了一会儿我可以开口讲话了。王队长告诉我：“是花粉过敏。在非洲有毒的花粉到处都是，千万要小心！花多的地方不能去。”按照医嘱治疗慢慢地好了。后来我想，这就是在大使馆里发作，如果是在野外作业时发作，我这一百来斤就扔在非洲了！

　　大使馆还给我们派了计划部的一个索马里人，名字叫莫萨。他曾留学法国，懂得当地人的土语，成为我们的向导和翻译。

　　调查设计工作开始了。每天带着工具带着午饭，徒步很远，穿梭于森林之中。莫萨带我们首先到了上海卷烟厂陈工程师曾去过的林子。经过实地踏察的结论是：不行！原因是材质太硬。斧子砍下去如同菜刀砍下去，发出“当啷啷”的响声，根本砍不动。只有一种像杨木的树木，但特别稀少。刚起步就遇到问题，原有的资料不真实，肯定不能用了。这可怎么办？

　　大使馆经过研究，同意我们一切从头再来。并“约法三章”：不要说带有政治色彩的语言、不要随便和当地妇女接触、不要去当地人的家。

　　我们准备好了钱款和工具，开进大森林。先找到村长，雇用了一个当地人带路。我们把材质较软的木材调查设计出来，割出样块，由上海卷烟厂的同志邮回国内进行检测。按照这样的方法和程序，持续了两个月。在实践中也遇到了不少困难。林地中间有一条大河，河深水急，波涛滚滚，而且有鳄鱼和河马，十分吓人。没有船只，河对岸的林木还要调查设计，临时搭建桥梁是不可能的。我们就乘坐当地的“独木舟”（用原木砍斫成的“老牛槽”）过河。那“独木舟”底儿是圆的，左右偏斜，晃晃当当，十分不稳。我们考虑将来是否建桥，决定测试水有多深，在米绳的一端绑块石头，沉入水底，测出水深正好三十米。可是那块石头不知怎么卡住了，米绳怎么也拉不上来了。没办法只好剪断，这样以来后面的测量设计就用这七十米的米绳对付了。那时当地政府还给我们派了一个叫米沙的年轻人，此人留过学，干过林业，对中国林业专家有些不服气，常出一些小难题，我们也都理智地应对化解了。

　　中国专家在索马里有一定影响力，当地人有事就问中国专家。一次路过一块棉花地，有个黑人问我：“他种的棉桃为什么站不住，长着长着自己就掉了？”我过去在农村老家种过棉花，一看那棉花棵长得像小树一样，上面结满了棉桃，棉桃太多了，密不透风。我建议他掐掉一些，留下十几个就够用啦！可他却直摇头，No-No-No！比划着说，棉桃少了，棉花产量就少了，不行！

　　我们测量拉米绳，米绳扯进了玉米地，当地农民连喊带叫加比划，意思是不让我们碰到他的玉米苗。他们种地铲地就是一把镐头，刨一个坑里面撒一把玉米种子，小苗长出一堆儿，像豆芽菜似的，也不间苗也不施肥，任其自然生长。我告诉他，只留一棵苗，其余间掉。他叽哩哇啦地说了一阵了，翻译莫萨告诉我，他说种一堆苗二十棵才产一捧玉米，如果只留一棵苗产量不就更少了！唉，真拿他们没办法。

　　我们工作、居住的地方远离城镇，想买东西有钱花不出去。市场上有鸡蛋，我们想买点。给他们钱却不认识，拿在手里反复地看，问我钱是干什么用的？我们说是买东西的，他问什么叫买东西？弄得你哭笑不得。他们对我们的大米、白面感兴趣，可以以物换物，但纪律规定不允许，所以只好有啥吃啥。

　　说索马里穷，可是人家使用电子产品（都是进口的）比我们还早。一次我们准备雇用六个当地人帮我们一起搞测量。那时雇工一天的工资（市场价）是五先令（一先令=三角钱人民币）。在双方商讨价格时，一个黑人拿出一个长方形、小本子状的东西用手指摁了一会儿，说价格不划算。我很纳闷！心想那是个什么东西，还能算账？后来大使馆的人告诉我，那是电子计算器。真开眼啦！

　　由于当地的木材不能生产火柴杆、烟叶含碱量太大，这个计划援外项目被迫放弃，胎死腹中。

　　到八月底我们的森林资源调查设计工作完成了，将全部考察资料汇报上去。不久国家林业部对外联络司回信，指示中国大使馆：“鉴于索马里的森林资源状况，这个援外项目（火柴厂）建与不建暂时不研究。中国林业专家已经完成了援外任务，可以回国了。”于是，我们打好行装准备回国。

　　我们乘坐索马里—也门—北京的飞机回国，可飞行到太平洋上空时，广播通知：飞机零件坏了，需要紧急迫降。这可把乘客吓傻了，不知会出现什么情况，有的打电话，有的留遗嘱，机舱里一片混乱。我想害怕也没用，凭天由命吧！结果飞机降落在了斯里兰卡，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馆派人到机场接我们，我们感到很惊讶！安排我们住在荷兰饭店，条件很好。两天后飞回了北京。

　　然而与此同时，国家林业部按照援外项目计划购买和筹集了拖拉机、绞盘机、发电机以及各种工具，都已经发到天津港，准备装船运到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。由于项目放弃了，这些设备怎么处置？有人建议：选派的林业专家是临江局的，这些设备就给临江局吧！就这样临江局捡了便宜，白得了一些好设备。

 (口述 范显亭 整理 张玉岩 )